永遠銘記抗戰歲月的香港英烈
     紫荊雜誌

永遠銘記抗戰歲月的香港英烈

——列入國家級紀念名錄的

香港抗戰英烈和紀念設施

繼2015年8月13日,國務院公佈將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列入第二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以及2015年8月24日,民政部公佈將港九大隊彭泰農,列入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羣體名錄之後,2020年9月1日,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週年之際,國務院公佈將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列入第三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9月2日,退役軍人事務部公佈將港九大隊曾福、曾佛新、馮芝和劉春祥等十二名龍鼓洲戰鬥犧牲的英烈,列入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羣體名錄。這次香港方面入選的數量比第二批更多,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抗戰的重視和關注,有利於在香港弘揚抗戰愛國精神,有利於對香港市民進行歷史教育、國民教育。

| 香港 劉智鵬 劉蜀永

港九大隊是香港唯一始終堅持抗戰的武裝力量

香港入選這兩批紀念名錄的抗日英烈和紀念設施都與港九大隊有關。港九大隊與香港抗戰究竟有什麼關係?

1941年12月香港戰役爆發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第三大隊和第五大隊即派出數支武工隊進入新界地區肅清土匪,開展抗日宣傳,號召村民保衛家鄉。 1942年1月下旬,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改編爲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並將派進香港開展游擊戰爭的幾支武工隊統一組成港九大隊。 2月3日,港九大隊在新界西貢黃毛應村成立,蔡國樑任大隊長,陳達明任政委,黃高陽任政訓室主任,負責統一指揮長槍連隊、短槍武工隊、海上武裝隊、城區地下武工隊和情報系統,以及後來陸續成立的六個中隊和各地區民兵常備隊、自衛隊,開展敵占城市和近郊遊擊戰爭,配合反法西斯同盟軍作戰。 1941年日軍進攻香港,以英軍戰敗投降告終。在日軍佔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苦難歲月裏,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是香港唯一一支自始至終、成建制堅持抗戰的武裝力量。

作爲港九大隊前身的數支武工隊及港九大隊參與過營救抗日文化人的祕密大營救。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游擊戰爭中,港九大隊各個中隊以游擊戰方式四處出擊,打擊和牽制日軍。據不完全統計,港九大隊斃傷日軍100餘名,斃傷漢奸、僞警及間諜等70餘名,俘虜、受降日僞軍600餘名,繳獲敵船30多艘,擊沉4艘,炸燬日軍飛機1架;繳獲長短槍支550餘支,機槍60餘挺(包括收繳英軍潰逃遺留槍支),炮6門,以及大批彈藥、物資。港九大隊還參與過營救盟軍飛行員,並在協助盟軍獲取日軍情報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抗戰英雄爲國捐軀永垂不朽

日佔期間,港九大隊至少有115名烈士爲保衛香港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彭泰農、曾福、曾佛新、馮芝和劉春祥等十二名龍鼓洲戰鬥犧牲英烈是他們的傑出代表。

彭泰農、曾福兩位烈士的犧牲與「三三事件」有關。 1943年3月3日,日軍出動百多人到沙頭角突擊掃蕩,包圍港九大隊政訓室於老龍田宴台山的據點。當時政訓室的武裝人員已搬運相關物品物資轉移到橫山腳,據點內只有黃高陽等11位非武裝人員。由於事出突然,負責站崗的隊員未能及時發現悄然來犯的日軍,加上其他隊員又在用膳,未有防範,游擊隊陷入十分危急被動之境。儘管敵我力量極爲懸殊,但無懼無畏的游擊隊隊員們仍奮起與兇惡的日軍搏鬥。曾福立即抓起手提機槍掃射日軍;炊事員鄭生拿起一支英式步槍迎擊日軍;年僅13歲的交通員溫觀友猛撲向前勇奪日軍槍械,身受重傷;黃高陽與日軍搏鬥、衝出重圍期間從山上滾下,沿着山坑向南涌方向突圍。事件中,多位戰士壯烈犧牲。曾福、邱國璋、符志光三人在激戰中以身殉國;彭泰農、陳冠時、陳坤賢等受傷被俘,後均被殘忍殺害,英勇就義。

彭泰農(1915-1943)又名彭泰,曾用名振東,廣東惠陽人。 1937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在《惠州日報》發表《告東江父老兄弟姐妹同胞書》,號召羣衆團結抗日。及後,他在坪山組織抗敵後援會,發展中共組織,成立中共坪山區委,統一領導當地抗日鬥爭。 1938年8月,中共惠(州)博(羅)中心縣委成立,他任縣委書記。 1943年2月,他被調到港九獨立大隊政訓室工作。 「三三事件」中,彭泰農組織突圍,並留在最後撤退,後負傷被捕,受盡嚴刑拷打,卻始終沒有泄露半點機密,最終於3月31日被日軍殺害,年僅28歲。 2015年,他被民政部列入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羣體名錄。

曾福(1921-1943),香港新界沙頭角三椏村人。 1942年1月,他參加中共領導的三椏村常備隊,併成爲骨幹成員,協助維持社會治安,輸送物資、情報,積極配合游擊隊行動。 1942年2月,曾福加入港九大隊,被派進日軍駐沙頭角的憲查隊。他借憲查一職暗中調查,蒐集情報,並掩護游擊隊員通過日軍崗哨。 2月正式參加港九大隊,並被派往日本在沙頭角的憲查隊當隊員,蒐集敵人情報。同年秋,他奉命撤離敵僞機關,返回港九大隊,被分派到沙頭角任港九大隊政訓室事務長。 1943年3月3日下午,日軍包圍老龍田宴台山政訓室駐地時,他挑選幾個戰士,利用山腰大岩石的有利地形阻擊日軍,掩護其他隊員突圍。他端着手提機槍向敵人掃射,當場擊斃兩名日軍。最後自己身中數彈,壯烈犧牲,年僅22歲。 2020年,他被退役軍人事務部列入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羣體名錄。

另一位列入第三批抗日英烈名錄的曾佛新(1921-1944),屬於港九大隊海上中隊,他是香港牛頭角鄉雞寮村人。 1942年9月間,他與弟弟曾佛粦一同參加港九大隊。曾佛新作戰勇敢,表現出色。 1944年6至7月間,在葵涌一役,曾佛新主動請纓,請求負責並順利完成高危險的爆破任務。入隊半年後,曾佛新便被提拔爲副班長,後再升任班長,並獲「模範班長」稱號。

1944年11月30日,曾佛新隨海上中隊在深圳黑巖角圍攻日軍的電扒船。接近敵船後,他奮不顧身一躍而起,抓住敵船的欄杆和繩索跳上船,不幸中彈,英勇犧牲,年僅23歲。他的弟弟曾佛粦目睹哥哥當場犧牲,萬分悲痛,勇猛地跳上敵船,用槍掃射敵人,迫使日軍全部投降。中隊成功俘虜七名日軍,並繳獲一艘電扒船及大批物資。曾佛新遺體被葬於寶安縣大鵬半島的南澳村和水頭沙村之間。該處立有一塊紀念石碑,碑上刻印「抗日烈士曾班長佛新之墓」幾個大字及其英雄事蹟,「模範班長事蹟:烈士新界人,於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於三門海面戰鬥英勇突擊,壯烈殉國,是役繳獲電扒一艘,生擒日兵七名,物資大批。民國卅三年十二月一日立」。曾佛新生命雖然短暫,但勇敢地實現了自己的諾言:「不甘平生有負恩,青峯遙望自沉吟;此身只合戎馬志,報答港民養育心」。

馮芝(1883-1944),廣東順德人,也是列入第三批紀念名錄的抗日英烈。她是港九大隊市區中隊中隊長方蘭的母親,堅定支持方蘭參加抗戰工作,並主動給游擊隊充當義務交通員。 1944年3月17日上午,女交通員袁益奉命將一批宣傳品送往隊員伍慧珍的家,準備由伍慧珍分發給市區各個遊擊小隊去散發或張貼。馮芝眼見袁益年紀尚輕、經驗不足,便主動請纓,陪同她執行任務。送交情報後,伍家讓她們幫忙帶回一些情報。馮芝遂僞裝成替人帶新衣的水客,將重要情報縫在自己的衣服裏,其他情報則藏於籃子、衣袋,帶同袁益一起渡海。二人下午途經亞公巌哨所時不幸被捕,被押到筲箕灣憲兵隊的囚室。日軍從馮芝的衣服裏搜出暗藏的情報,其中有替日本海軍修船、造船的日立造船廠銅鑼灣分廠(即原敬記船廠)的情報,從字跡和內容查到潛伏在該處工作的女游擊隊員張詠賢,隨即將其逮捕。幾天後,袁益和馮芝二人亦被押到日本憲兵總部。游擊隊員曾制定行動方案,準備以武力強行營救,但爲避免造成更大的犧牲,方蘭強忍悲痛,制止了營救行動。馮芝在獄中多番遭酷刑折磨,卻始終守口如瓶。同年6月22日,馮芝和張詠賢在香港加路連山就義,馮芝犧牲時61歲。

方蘭在回憶母親馮芝的文章中深情地寫道:「母親被關在獄中的日日夜夜,我是十分悲痛的,那時候工作任務繁重,精神很緊張,只有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想着母親可能病倒或在受刑,心如刀割,又想到年老體弱的父親,如何面對失去朝夕相對的老伴的沉重打擊。唯一能寬慰自己的,是母親的愛國行爲,完全出於自願,我要用行動報答母親的愛,眼淚往肚裏流,集中精神部署明天的戰鬥,狠狠地打擊敵人爲母親報仇。」

在退役軍人事務部公佈的第三批六個抗日英雄羣體中,有香港的劉春祥等12名龍鼓洲戰鬥犧牲英烈。那是1943年5月的一天夜晚,港九大隊大嶼山中隊中隊長劉春祥帶領10名班排骨幹,乘坐木船準備到大嶼山對岸的踏石角、龍鼓灘和深圳灣的流浮山一帶開展工作,打通同寶安游擊區的聯繫。在沙洲、龍鼓洲一帶海域突然遭遇兩艘日軍炮艇伏擊。劉春祥等乘坐的木船「艇仔船」不論火力、航速皆處於劣勢。經過激烈的戰鬥,木船被擊沉,劉春祥、曾可送、林容、汪送、譚金火、溫發、劉佳等11位指戰員和船家梁克壯烈犧牲,僅有一位女舵工長途泅水,回到東涌報信。

原大嶼山中隊指導員王江濤在《江濤詩文集》中寫道:

戰略要地大嶼山,隊長抗倭海島間。

爲毀日軍海運線,率隊開闢對海灘。

黑夜揚帆遭敵艦,殺敵激戰沉沒船。

壯士英勇全犧牲,爲國捐軀萬古傳。

爲了解出事情況,當時中隊派出小隊長何國良化裝成漁民前往偵察,但未找到任何戰士的遺體,還碰上了日軍檢查。日軍在審問過程中找不出任何端倪,何國良被驅趕到寶安南頭,扣押一星期後獲釋。 1943年5月下旬一天,大嶼山中隊在東涌的曬穀場上舉辦了一場追悼會,由副中隊長蘇光主持,悼念爲抗日而犧牲的烈士。指導員陳亮明、戰士代表邱求等發表講話,矢志爲犧牲的戰友報仇,進一步激發隊員堅持抗戰的決心。陳亮明講話,強調必須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強敵情觀念,堅持抗戰,爲死難烈士報仇。邱求發言,他同烈士曾可送一起參隊,他說:「曾可送勤奮好學,生活艱苦,具有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平時苦練殺敵本領,戰場上勇敢拼搏,在艱苦的生活中,吃不飽,行軍時仍然搶扛機關槍。」邱求表示誓爲戰友們報仇。追悼會激發起全體指戰員克服困難,堅持抗戰的決心和信心。

1998年重陽節,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親自將115位港九大隊陣亡戰士名冊,安放在政府紀念花園的紀念龕中。龍鼓洲戰鬥的12名烈士中,劉春祥、曾可送、林容、汪送、譚金火、溫發、劉佳和船工梁克共8位列入名冊,但有4位無法查到姓名,成爲無名英雄。

紀念設施承載香港抗戰歷史記憶

目前香港境內兩座大型抗戰紀念設施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和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先後列入國家級紀念名錄。這兩座紀念設施的選址都是當年港九大隊活躍的地區,承載着香港抗戰的歷史記憶。

沙頭角烏蛟騰村是港九大隊的重要據點之一。在港九大隊的影響下,烏蛟騰村村民積極參與抗日救亡工作。當時全村共有約500多人,約百分之九十的村民都參與了抗日羣衆組織。他們不單肩負起宣傳發動羣衆抗日、增加生產、維持治安等任務,更不顧個人安危,爲部隊提供情報、送信及運輸。村內有39位青年更直接投身於游擊隊,英勇殺敵;留守村內的健壯青年亦組成民兵自衛隊,維護地區治安,緊密配合游擊隊的工作。

香港淪陷期間,日本曾對烏蛟騰及鄰近的村莊發動十餘次掃蕩,不少村民爲保障游擊隊的安全,遭受嚴刑,甚至犧牲寶貴的生命。 1942年9月25日,日軍包圍烏蛟騰村,強迫村民交出自衛武器及供出游擊隊員。村長李世藩、村民李源培二人挺身而出,在日軍的威迫利誘、嚴刑拷打下都不爲所動,最終李世藩壯烈犧牲,李源培被拷問至休克。犧牲的村民還有李天生、李志宏、李官盛、李偉文、王官保、王志英及李憲新等。 1943年春,日軍再次包圍烏蛟騰,村長李憲新被拘禁在大埔憲兵部,從此下落不明。

爲紀念這些抗日誌士,烏蛟騰村村民於1951年10月,在村外一處山坡下,出資建造一座小型的烈士紀念碑,每年舉行謁碑儀式,紀念抗戰犧牲的烈士。 2009年香港特區政府出資於新娘潭路與烏蛟騰交匯處重建一座大型的紀念碑,距離烏蛟騰村村口只有幾分鐘步程。 2015年8月,國務院將該紀念碑列入第二批100處國家級抗日紀念設施遺址名錄。

整個設施名爲「烏蛟騰烈士紀念園」。入口處有一座牌坊,刻有對聯「紀昔賢滿腔熱血,念先烈彌世功勞」。紀念園內有紀念碑立於高台之上,基座刻有「浩然正氣」四字,碑上有原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題字:「抗日英烈紀念碑」。紀念碑旁另有中英文石碑各一塊,記述烏蛟騰村長李世藩及多位村民爲抗日英勇犧牲的事蹟,以及紀念碑修建及重修概況。

西貢是港九大隊的重要活動地區之一。大隊成立於西貢的黃毛應村,大隊部曾設在西貢的赤徑、嶂上等村莊,大隊軍需處曾設在西貢的昂窩、北潭村。西貢中隊也曾轉戰在這裏。

抗戰結束後,爲紀念犧牲於西貢的抗戰烈士,港九大隊老戰士劉錦文在1983年的一次聚會上提出建碑建議,到會者均表贊同。 1984年9月3日,港九大隊老戰士梁超、鄧振南、張興、劉錦文、張婉華等人聯合發出建碑倡議書,各界反應熱烈。 1984年9月中旬,原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前往西貢訪問期間,獲悉西貢籌建紀念碑,亦表示大力支持,併爲紀念碑題寫碑名。同年12月30日,抗日英烈紀念碑籌建委員會成立,並籌得110萬港元作爲經費。

抗日英烈紀念碑選址於西貢斬竹灣西北岸一山崗上,毗鄰大網仔路,面向大海。建碑工程於1988年3月29日開始動工,至1989年1月23日正式落成,紀念建築還有牌樓、英烈紀念亭、石碑等。紀念碑高約20公尺,主體形似一支步槍,以象徵抗日武裝力量。該紀念碑被一排弧形石欄環繞,石欄由13塊用火炬圖案構成的石雕欄杆組合而成,欄上有形態各異的小石獅14只,氣勢雄渾。紀念碑的正立面鑲有一塊用青石雕刻的碑文,碑文由港九大隊老戰士張子燮起草,記載了三年零八個月期間港九大隊抗擊日軍侵略的英勇事蹟:「三年八閱月之艱辛歲月中,游擊戰士活躍在崇山峻嶺,海港河灣,出沒于田疇村舍,郊野叢林,與人民羣衆血肉相連,如魚得水,肅匪鋤奸,克敵制勝,營救文化精英,支援盟軍作戰,豐功偉績,舉世稱頌……」香港各界愛國團體每年都會舉行謁碑典禮,以紀念當年爲抗日捐軀的游擊隊烈士。

衆多香港抗日英烈和紀念設施入選國家級紀念名錄,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抗戰的重視和關注,有利於在香港弘揚抗戰愛國精神,有利於對香港市民進行歷史教育、國民教育。爲了將國家對香港抗戰的重視和關注轉化爲香港社會推動歷史教育和國民教育的動力,筆者在聽取和收集多方意見後,鄭重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建議特區政府民政局和新界鄉議局在與紀念名錄有關的幾個地方立碑。一是在烏蛟騰和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立碑,說明是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二是在「三三事件」發生地沙頭角老龍田立碑,介紹事件經過,以及彭泰農、曾福等抗日英烈的事蹟;三是在劉春祥等12名英烈犧牲地點附近的龍鼓灘和龍鼓洲立碑。

第二,建議特區政府對民間籌建紀念抗戰場館、遺址等項目和計劃給予大力支持、資助。近年,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新界鄉議局、香港廣州社團總會和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等團體合作,籌建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策劃沙頭角、西貢和大嶼山三條抗戰文物徑,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建議特區政府給予實際支持,儘快落實這些計劃,讓更多香港市民瞭解這段可歌可泣的抗戰歷史。

(作者劉智鵬系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及歷史系教授 劉蜀永系嶺南大學高級研究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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